作为英国小说史上辉煌的维多利亚时代末期的重要作家之一,乔治·梅瑞狄斯(1828-1909)不仅以其作品中精彩的对话、富有诗意匠心的广阔场景与深刻的心理分析著称,而且远远超越其时代,早在19世纪中叶就以其对妇女问题的真知灼见成为妇女权利的保卫者。他在长篇小说《散德拉·贝洛尼》(1864)中,把女主人公塑造成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战士与胜利的象征,又在最后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惊人的婚姻》中让女主人公卡琳西娅从婚姻问题上仰人鼻息的少女成长为投身于政治斗争的独立自主的新女性,其长篇小说《十字路口的黛安娜》(1885)甚至被当时英国评论界誉为女权运动的宣言书。他的代表作《利己主义者》(1879)正反映了他的创作成熟埋藏的思想特征;这部凭借其细致入微而引人入胜的心理描写在心理现实主义的实践中取得成功的长篇小说,就婚前选错对象的危险性向人们敲起警钟,并大力鼓吹男女平等,强调妇女不是玩偶,因而赢得广大读者的欢迎与评论界的好评;从此荣誉纷至沓来,梅瑞狄斯因此一跃而为英国文坛的领袖。
梅瑞狄斯出身于朴次茅斯一个成衣匠的家庭,16岁就因家境贫寒而辍学,不久就进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当学徒。微贱的社会地位与生活的艰辛使冷暖人情与炎凉世态在他备感压抑与不平的幼小心灵中打下不可磨灭的烙印,这就看促使他在日后的作品中淋漓尽致地揭露贵族资产阶级的虚伪作风、损人利己的自私心理与尔虞我诈的丑恶现象,并怀着切肤之痛视利己主义为万恶之源,以鞭挞利己主义为自己创作的根本任务。
《利己主义者》的中心人物威洛比·帕特恩爵士,虽然号称全郡的楷模与最完美的绅士,但这个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狂妄自大而唯我独尊的极端利己主义者典型的真面目却随着情节的展开而原形毕露。整个故事围绕着威洛比维持婚约与其未婚妻克兰拉·米德尔顿摆脱婚约的斗争而发展。在威洛比的心目中,一切都以他为中心,天下人都为他而存在。他要求未婚妻甘心沦为他的影子,无论行动还是思想感情以他为转移。他把爱慕他、崇拜他的利蒂希娅拉在身边,却又根本不想与她结婚,使这个仅仅供他调遣的姑娘沦为他的牺牲品。他要求表兄维农·韦特福德完全依赖他,他不允许维农离开庄园,仅仅因为维农还有利用价值,而不是出于任何亲族情谊。他迫使两个未出嫁的姑姑处处听命于他,时时看他的眼色行事。他甚至提出:倘若要他照顾小克罗斯杰,他就得拥有绝对的支配权。他要求于别人的只是服从乃至死心塌地的服从;谁若得罪他,谁就永远是他的眼中钉。在帕特恩公馆这个“给罩在铁盖子下的家庭”里,威洛比就是独裁者,就是至高无上的主宰,就是不可违抗的思想统治者;他有不容侵犯的自尊心,不同意见一露头就会遭到他的无情打击。这个利己主义者不惜与整个世界为敌,因为世界决不允许他那个“昂首挺胸的‘我’字”横行无忌。他这种仇视世界、憎恶世界的哲学,必然引起未婚妻的怀疑与反感;克兰拉百思不得其解,在这位热爱自由、热爱生活、对前途满怀希望的姑娘看来,仇视世界就像仇视流水一样不合情理,憎恶世界就像憎恶青山一样荒谬绝伦;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她终于理直气壮地提出解除婚约的要求。
书中与威洛比形成强烈对照的是维农·韦特福德,小说以重瓣野樱桃树上一片洁白如雪的鲜花象征这个人物的光明磊落。维农同情克兰拉的不幸遭遇,爱慕她的天真无邪与纯洁温柔,但从不干预她在婚姻问题上的态度,坚持让她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梅瑞狄斯遵从“好人必有好报”这个喜剧原则,在小说末尾安排了维农与克兰拉终成眷属这个美满的结局,态度无疑是严肃而公正的。
对人物特别是对主人公威洛比与克兰拉的内心世界的解剖,对一系列内心活动与心理变化的评述与插话,几乎成为《利己主义者》每一章的重心。紧接在心理活动之后,往往是长达数页的对话,而这些言简意赅的对话又以人物各自的心理状态为依据,其潜台词则须从作家插入的心理描写中细细体味。这种深入细致的心理分析,正是梅瑞狄斯小说最重要的特征,也正是这位为心理小说奠定基础的心理现实主义杰出实践者对19世纪英国文学最伟大的贡献。
(《利己主义者》,〖英〗梅瑞狄斯著,项星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